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塞上江南有一兒童方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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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報記者 周冉冉

  來到寧夏兒童福利院采訪,第一個跟記者打招呼的,不是院長,不是工作人員,是一個福利院的孩子。個頭不高的小姑娘,趴在二樓的圍欄邊,剛剛能露出一個小腦袋。她高高舉起手擺了擺,熱情招呼著:“嗨!你好!”也不等得到回應,就羞澀一笑,跑開了。

  如若不是看到了門口標志牌,很難相信這是一家位于西部省份的兒童福利院。綠意盎然的庭院中,掩映著一座具有設計感的四層建筑,室外布置著兒童活動設施和裝飾物,活潑而洋氣。

  這個福利院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樣的地方?

  兒童福利院=醫院+學校+康復中心

  當然有。

  自1996年建院,經過20多年的發展變遷,這里成為了寧夏回族自治區兒童福利工作的一個縮影——從最初的單純養育照料,轉變為如今養育、醫療、康復、教育齊頭并進;從簡單粗放轉變為專業化管理模式;從滿足兒童生存需求轉變為成長發展需求。

  如今這里的每一層,都承載著不同的功能——一樓像醫院,二樓像幼兒園,三樓像學校。與之相對應的,執業醫師、職業教師、職業康復師也在這家兒童福利院中配備齊全。

  杜勇是寧夏兒童福利院的院長,被孩子們親切地稱為“杜爸爸”。

  “雖非親骨肉,依然父母心。”這10個鐫刻在福利院大廳墻面上的字,成了這位“杜爸爸”最常念叨起的話。“‘爸爸媽媽’是一個崇高的稱呼,如果不符合孩子的期待,他們不會這樣稱呼我們。”

  因此,“養治康教”服務體系應運而生。

  “最基本的便是養育單元,如何保障兒童最基本的衣食住行?看似日常的生活照料,實際需要專業供給。”在杜勇的介紹中,基礎養育便要求很高的專業性,而其他幾項內容更甚。

  “兒童醫療是兒童福利院里特別重要的一個部門,它意味著生命的守護。因此,我們打造了一支60人的專業醫療團隊,14名執業醫師,30多名執業護士,16名職業康復師,甚至還有藥劑師,這讓我們能夠第一時間發現病殘孩子的醫療需求,及時進行診斷治療。”

  對兒童的照料不局限于對生命權的保障,更進一步延伸至成長、發展中,教育是第一步。

  “我們的教育體系,一方面是正常教育,讓能夠接受九年義務教育的孩子回歸社區;另一方面,是保障病殘兒童的特殊教育。”福利院的孩子由于年齡的差異、智力差異等方面原因,每個人需求都不同,甚至差異還特別大。

  30名職業教師組成的特殊教育團隊,專門應對這種個體化的差異性。

  19歲的聰聰(化名)患有先天矮小癥,從小在福利院長大,然而性格開朗喜歡有挑戰性的工作。如今,她每天按時走進特教部技能室,教孩子們十字繡、串珠,都說腦癱孩子手眼協調能力差,教會手工制作非常難,她就憑著耐心和技巧,兩個月內教會了一個孩子,成了特教老師。

  杜勇說:“特殊教育就是補償教育,補償一些他們缺失的功能與情感體驗。養育教育康復的一體化服務,就是把兒童的教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,只要一睜眼睛,就應該蘊含著教育。”

  兒童福利院在滿足機構內孤殘兒童醫療、康復教育需要的同時,還將專業服務拓展到了貧困家庭殘障兒童,他們聚焦脫貧攻堅,先后為240多名貧困家庭兒童提供免費康復救治,并對家長開展“母親康教培訓”計劃。真正實現“康復一個孩子,解困一個家庭”的目標。

  社工們知道,孩子從哪來,最終要到哪去

  省級建制的兒童福利院,這在全國不多見。除了要收養、收治銀川市的孤殘兒童,寧夏兒童福利院還承擔著自治區各地市兒童福利機構的培訓指導、社區困難家庭殘障兒童的醫療康復等職能,如今已逐步發展為集嬰幼兒醫療護理、兒童養育照料、康復教育、技能培訓、家庭寄養服務指導、棄嬰庇護、兒童權益保護及社區殘障兒童服務于一體的多功能、專業化兒童福利資源中心。

  覆蓋面廣,承接項目多,孩子的情況也更復雜。福利院有了專業化“養治康教”團隊作支撐,引入專業社工,將各項服務內容串聯起來,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。

  “一個孩子來到院里,第一個接觸的就是社工,社工會像在醫院會診一樣,遵循兒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則,對孩子進行綜合評估,為他制訂醫療與康復計劃,選擇適宜的教育方式,評估適合國內外收養、家庭寄養或是機構內養育。” 杜勇介紹道。“從孩子到院后由一名社工接案,到這個孩子以不同情形離院為結案,社工全程跟進,他們就是孩子的代言人,是院里最知道孩子情況的人。或者我們可以說,社工就是擁有社會屬性的醫生。”

  銳銳(化名)來到福利院時只有兩歲,因為母親被強制隔離戒毒成了孤兒。為了建立母子之間的聯系,社工經常去戒毒所,把孩子在福利院的生活情況拍成視頻帶給母親,再將母親的期望和叮嚀用同樣的方式傳遞給孩子,讓孩子始終感受到母親的關愛。銳銳齲齒嚴重需要做矯正手術,社工便去戒毒所征求其媽媽的意見。如今,4歲多的銳銳上了幼兒園,社工每天早晨送過去,晚上接回來,孩子與社工阿姨建立了深深的情感紐帶。

  作為全國首批“社會工作人才隊伍建設示范單位”和全國“兒童福利機構社會工作項目”示范單位,目前福利院擁有持證社工28人,專職社工9人,分包260多名孩子的個案服務。從入院登記、綜合評估、制訂計劃,到落實計劃、跟進服務,社工既是協調者,也是管理者,更是服務者。

  撒下“一片孩子”,收獲一群“朝陽群眾”

  “社區里有人打孩子,被‘朝陽群眾’舉報了。”這樁烏龍案,還得從一個不平凡的社區說起。

  距離銀川市區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永寧縣惠豐村,就是寧夏遠近聞名的孤殘兒童家庭寄養第一村,這里有寄養家庭56戶,100多名孤殘兒童在社區里有了家。

  “這一片撒出去,都是我們福利院的孩子,特別是那些孤殘孩子,大嬸大媽們盯得可緊了。前段時間小區里有人打孩子,被人拍了視頻舉報,后來我們翻查監控,才知道打的是自家孩子。”講起這事,杜勇還是滿臉欣慰,“我們的孩子,無形中被社區居民保護起來,這是‘朝陽群眾’的力量。”

  “家庭是最適合孩子的成長環境,那些有情感需求,輕度、中度殘疾的孩子,比如患有唐氏綜合征的‘唐寶寶’們,最適合家庭寄養。”

  正是出于這樣的目的,2001年寧夏兒童福利院在永寧縣惠豐村建立了家庭寄養點。

  18年來,這個小村莊見證了家庭寄養模式從粗放到精細的轉變,見證了對兒童照料服務形式的多樣化發展,見證了329名孤殘兒童被106戶家庭寄養。同時,該村也在城市化進程的大環境中發生巨大變化——2010年,惠豐村從農村變成了城市。

  田間地頭小庭院變成了現代化的高層建筑,種了一輩子地的農民成了“一夜暴富”的“拆遷戶”。

  寄養家庭富裕了,福利院的“杜爸爸”卻著實愁得幾宿沒睡好覺:我的孩子們可怎么辦呢?

  他把擔憂拐彎抹角地跟寄養家庭提出來。“你們都有錢了,還養我們的孩子么?要不我把孩子帶回去吧。”寄養媽媽下意識地一把摟過身邊的孩子,藏在身后,緊張又激動地說:“那可不行,孩子我們要養的!”

  數年來在孩子與家庭之間建立的情感紐帶,將原本毫無關系的兩群人緊緊纏繞在一起,而這樣集中在一個社區的寄養方式,在居民之間營造了爭相“養娃”、互相監督的良好氛圍,形成了以社區為依托,以困境兒童為中心,以寄養家庭為主體,專業化介入、規范化管理、親情化撫育、社會化融合的新時代寧夏家庭寄養服務新模式。

  如今,社區里建起了家庭寄養服務中心,它就像寧夏兒童福利院的社區分院,醫療、康復、教育等服務同樣延伸于此;又像社區里的特殊兒童幼兒園,沒法去普通學校的孩子們每天都要定點來這里“打卡”,學習、治療、康復,而寄養家庭的媽媽們也經過培訓,成了服務中心的助教。

  見到錢大姐的時候,她正帶著幾個孩子玩拼圖,其中也有她的“兒子”。

  “我自己的兒女都成年了,在外地打工。看別人家養了娃娃挺好的,我就也想養一個。”很快,家里住進了8歲的“兒子”和1歲的“女兒”,“特別開心,兩個活蹦亂跳的開心果。”就這樣,兩個孩子在錢大姐家住了4年。

  前幾天,5歲的“女兒”被領養走了,“家里一下就空了,看見孩子的東西,挺難過。”錢大姐的眼眶突然就盈滿了淚水,她迅速眨了幾下,又低頭微笑著看孩子拼拼圖。

  結束采訪時已近黃昏,離開的路上,一個孩子左手拉著“爸爸”,右手拉著“媽媽”,蹦蹦跳跳向前走著。太陽快要落山,照在這一家人身上,拉出三道長長的影子。記者認出那正是在福利院中做康復的孩子,然而這會兒再看,卻能看到幸福的“三口之家”,正一步步走向希望。

(來源:中國社會報2019.5.31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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